《资治通鉴》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编年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九五九年）止。共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
《通鉴》作者
【资料图】
司马光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元年（一〇三八年）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至哲宗即位。作了几个月的宰相。卒于元佑元年（一〇八六年）九月。年六十八。赠太师温国公。后人称他为司马温公。事迹见《宋史》三三六本传。
《通鉴》始修于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四月。在这以前司马光已编成了从战国到秦的八卷编年史。名曰《通志》。进呈英宗。这是《通鉴》的最早的样本。英宗命他继续做下去。置书局于秘阁。这是正式修书之始。当时尚无书名。称为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而已。第二年十月。神宗即位。名其书曰《资治通鉴》。亲自给它做了一篇序文。这是定名为《资治通鉴》之始。
司马光初修书时。官职是御史中承。翰林学士。熙宁初。王安石当国。他因不赞成新法。离开朝廷。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三年（一〇七〇年）。判西京御史台（在洛阳）。其后四任提举篙山崇福宫。自是居洛阳者十五年。总是以书局自随。他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是修《通鉴》。司马光是个极谨慎踏实的人。他自己说过：“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答刘蒙书》）。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这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他反对无效。政治上被排斥。久居洛阳。实际是投闲置散。他从此把全副精力用之于修《通鉴》。直到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年）成书。年已六十六。等到第二年神宗死。哲宗立。政局改变。新法罢罢黜。司马光自元拓元年闰二月为宰相。到九月初一卒。实际负责政局只有六个多月。后来蔡京当国。立元祷党人碑。以司马光居首。夺他的官。禁他的书。把新法推行不好。完全归罪于司马光。这是不公允的。
从司马光修书的年代来看。《通鉴》一共修了十九年。这十九年。正是司马光从四十八岁到六十六岁的时间。也是他的学问的成熟时期。但象这样一部大书。必然需要助手。司马光有助手。而且是以当时第一流的人作助手。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通鉴》的表文中助手也列名。它的次序如下：
检阅文字 司马康
同修 范祖禹
同修 刘恕
同修 刘攽
编集 司马光
这几个人《宋史》都有传。刘攽，《宋史》三一九本传云：“字贡父。临江新喻人（今江西新喻）。与兄敞同登科。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熙宁中。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尝贻安石书论新法不便。斥通判泰州。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为开封府判官。复出为京东转运使。徙知兖、毫二州。默监衡州盐仓。哲宗初起知襄州。”刘攽与兄敞。敞子奉世。称为三刘。熟悉两汉史事。有《两汉书刊误》。但从他的经历看。他历仕州郡和京师。未尝居洛阳。他只修两汉部分的长编。和司马光不可能当面商谈《通鉴》的工作。
刘恕。《宋史》四四四《文苑传》云：“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阅英才共修之。光对日：专精史学。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此事《司马文正集》六六《刘道原十国纪年序》载之。并云:“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诱之道原。光蒙成而已”。刘恕卒于元丰元年（一〇七八年）年四十七。他参加修《通鉴》只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范祖禹。《宋史》三三七附其从祖镇传云：“字淳甫。一字梦得。幼孤。叔祖镇抚育如己子。进士甲科。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司马文正集》三十一有元丰七年《荐范祖禹》状云：“自祖禹年未二十为举人时。臣己识之。今年四十余。行义完固。常如一日。臣于熙宁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资州龙水县事同修《资治通鉴》。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顽固。编集此书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沈沦。不得早闻达于朝廷。”由此看来。范祖禹在同修书诸人中年龄最少。在书局时间最久。贡献也最多。
这几位助手的分工。据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云：“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以言所长。刘攽之于汉号称专家。范祖禹自撰《唐鉴》专精李唐一代。刘恕自撰《十国纪年》其长于五代史可知。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四十有《通鉴分修诸子考》。以为“贡父自汉至隋。道原只修五代。通部义例。温公多从道原商榷。故分修虽只五代。而实系全局副手。”全氏谓温公与道原商榷义例。此说是。谓道原只修五代。贡父乃修至隋。此说非是。全氏得之温公《与范淳夫帖子》盖修书初期有此拟议。并未实行。《文献通考·经籍考》云：“公子康公休告其友髦说之日：此书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至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淳夫”。此事根据鼂说之《嵩山文集》中《送王性之序》文集九朝作七朝。盖传写之误。三国至北周恰为九朝。连隋则十朝了。这和《宋史·刘恕传》所说：“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亦相符合。足见胡三省之说。本不误。全氏欲以孤证推翻之。不可信。
这样一个修书的集体。以年龄论。刘攽（一〇二三年生）少司马光四岁。刘恕（一〇三二年生）少司马光十三岁。范祖禹（一〇四一年生）少司马光二十二岁。至于检阅文字的司马康。《宋史》附在光传后。又少于范祖禹九岁。他只是检阅文字。不在同修之列。这可以说是一个老少结合的集体。《司马文正集》有推荐黄庭坚校阅《通鉴》的剳子。要庭坚和范祖禹、司马康一同校阅。这已是元祐元年《通鉴》正要刊板时的事情了。当时校勘《通鉴》的有十三人。黄庭坚是其中一人。
《通鉴》所以能成此巨著。享此盛名。和这个编书的集体有关。和司马光这个主编的认真负责更有关系。同修诸君虽同预修史。实际只是作长编。对材料。参与论议。至于总持大纲。笔削取舍。都是司马光自任其劳。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还有一个司马光手写的《通鉴》永昌元年的提纲。有文物出版社影印本。这个提纲后来改动也很大。但可以看出司马光的勤勤恳恳。他在进通鉴表中所谓“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应是实情。因此全书义例一贯。文字亦大体一律。这是集体合作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典范。（注）
《通鉴》的史料
《通鉴》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所用史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史书至宋代还存在的。都搜集参考。苏轼作司马光行状。说到神宗赐颖邸（神宗原封颖王） 旧书二千四百二卷。这在当时也算不小的卷数。与司马光同时的李淑、宋敏求都以藏书名家。皇家图书馆崇文院所藏书又多南唐写本。史料是不愁缺乏的。但究竟《通鉴》引用了多少史料。这是一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四库提要》据宋人高似孙所撰《纬略》的记载。说《通鉴》引书有三百二十二种。（《守山阁丛书》本《纬略》只有二百二十二种）清光绪中胡元常刻《通鉴全书》时。曾根据《通鉴考异》所载书名录出。凡二百七十二种。包括十七史在内。却不包括文集中材料。从《考异》中提到的书名来看。已有如此之多。《考异》所没有提到的书。一定还不少。这只能大体估计。说明《通鉴》史料的丰富。更重要的一点。《通鉴》所采用的史料。今天存佚参半。如果《通鉴》当时不收入。则已烟消云散如果《考异》不提书名。我们更不知道那些书中是些什么内容了。
从《通鉴》全书来考查。史料多少。亦不平衡。从战国至三国一段。大致用《战国策》、《前四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之类。七家《后汉书》当时尚有存者。司马光参考司马彪、华娇诸家书。象《后汉书》班固传论。移作《通鉴》的论。不标范哗。直称华娇论曰。便是例证。晋至隋的一段。除正史外。诸家《晋书》及南北朝史亦有存者。如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裴子野《宋略》。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等均在引用之列。特别是《宋略》引用较多。引裴子野论至十次之多。至于杂史文集。此一时期。材料渐多。征引亦不少。唐五代一段。材料来源与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五代史记》时条件相同。司马光很重视柳芳《唐历》。此外原始材料所在有之。考一件事可以有几种不同记载互相补充。互相订正。有左右逢源之乐。较三国以前史料缺乏的情况大不相同。《通鉴》于五代事多取《旧五代史》。今本《旧五代史》是辑本，愈觉《通鉴》材料的可贵。
试以《通鉴》三个时期的卷数作一比较。
战国至三国 六百四十六年 共七十八卷
晋至隋 三百五十三年 共一六卷
唐五代 三百四十三年 共一二卷
从上面的卷数中可以看出《通鉴》的史料是后多于前。当然。论史料价值。也是后胜于前。
通鉴编纂方法
《通鉴》是编年史。从《史记》以后。作纪传体史的人多。作编年史的人较少。编年史而流传的更少。可以借鉴的不多。司马光要编写一部大书。首先要考虑体例。不能不接触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是限断问题。一般说来。既然是编次历代君臣事迹。应该从古到今。一直通下来。可是。通鉴既不是从古代写起。也不是到宋代止。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年）起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九五九年）止。为什么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这是司马光的独特见解。如果从古代起。不用说。编年有困难。如果从有年代可计的朝代写起。那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元年（前七八一年）。就是从战国写起的话。那末。《史记·六国年表》是从周元王元年算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距周元王元年已七十三年。前人从未以这年来划分时代。司马光不敢续《春秋》。又不按《史记》的分段。却认为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候。是周室衰落的一大关键。《通鉴》在这一年有论一篇。以为“三晋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候。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这是司马光在本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篇论。揭示出维护周天子的统治和原有的政治制度的意愿和书以《资治通鉴》命名是完全一致的。
下限为什么止于五代？这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而另编一本。有困难。况且事涉本朝。有些事也不好说。司马光于英宗治平元年进《历年图》。已明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周显德六年止。这是《通鉴》的雏形。可见原定计划早就如此。司马光别有《稽古录》二十卷。是极简单的编年史。重要的事情加论断。这是一部从古到今的书。在《历年图》前面补上伏羲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一段。显德六年以后。又补上他自己所作的《国朝百官公卿大事记》（此书今无传本）。直到英宗治平四年神宗即位止。朱熹很欣赏《稽古录》。因为它简而明。另外司马光还写了《涑水记闻》一书。那是专述当代的史事的。
第二是起草长编的问题。做象《通鉴》这样一部大书。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间有个工序问题。司马光决定先做长编。然后就长编删定成书。长编的要求。材料不妨广泛。年月必需清楚。把所有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都按年月排比起来。这是很费力的事情。也是极细致的工作。
从纪传体的材料改为编年史。常常苦于时间不明确司马光有《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云：“且将《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其无事可附者。则约其事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见《通鉴释例》）这里提出一些处理年月日的办法。指示周详。在另一个与范淳夫的帖子中也提到“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注：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这个帖子。牵涉到分工问题。这是最初分工。后来有变动。上文已经辨明了。这里可注意的是助手分别担任做一个时期的长编。要互相支持。省得重复费工夫。交待很明确。
长编的分量是很大的。相传唐朝一代就有六百多卷。但经司马光删定的只有一百多卷。可见在长编上加工也还有一段艰苦的历程。不过长编的基础好。第二次加工就好办了。司马光卒后。洛阳尚有两间屋子的残稿。多半应是长编底本。可惜没有留下来。这种做书的方法可以学习。
第三是纪年问题。中国古代无年号。春秋王元年。公元年。当时纪年。如此而已。自汉武帝以后。每个皇帝都要建元立号。在统一时代。问题不大。一到分裂时期。用那个的年号纪年。事实上牵涉封建时代所谓正统和闰位问题。如三国鼎立。《通鉴》取曹魏的年号来纪年。照《通鉴》黄初二年的一篇论中说明：“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此事《司马文正集》六五卷《答郭长官纯书》亦反复说明:“借其年以记事。非有所取舍抑扬也。”
尽管司马光再三解释。编年史上用谁的年号纪年。仍然被看作严重的问题。事实上三国只用曹魏年号。下面又不分注吴蜀的年号。显然曹魏是主体。因之有太和二年诸葛亮入寇的记载。为后人所訾议。
朱熹《通鉴纲目》就要反过来以蜀汉为正统来相抵抗。除三国的情况外。南北朝全用南朝年号。连隋文帝开皇九年以前的事情都记在陈的年号下。这个问题。虽然司马光也以三国的例子来解释。我们看。当时多少有些夷夏南北之辨。以宋齐梁陈纪年。与唐以来的传统也不一样。这一点后世人反对少。那是因为一种民族思想在酝酿。但一部编年史既然写南朝。也写北朝。甚至北朝的事情写得比南朝多。不分注北朝年代。使读史者茫然不辨。纪年则为南朝。纪事则为北朝。很不方便。亦不合事实。这种纪年方法有缺点。
以上是第一阶段工作上要解决的问题。第二阶段是如何处理史料。研究史料。修成全书的问题。
第一是要那些史料。不要那些史料问题。这是取舍问题。此书名为《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要巩固封建统治。通鉴既是为政治服务的书。他的选材。无疑地是偏重政治史的了。鉴就是镜子。镜子能反映现象。美者自美。丑者自丑。《通鉴》于历代王朝的政治措施。政治集团中重要人物的事迹和言行。特别是教忠教孝的事例。凡属于封建道德范围内的所谓美事。尽力予以正面表扬。也有一些当时认为很重要的史料。如制礼、作乐等事。我们今天看来。实在没有什么用处。这是时代不同。观点不同的缘故。另一方面。政治十分腐败。甚至“伤天害理。残民以逞”。丑恶不堪入目的事情。《通鉴》也不厌其详地纪述。这是反面教员。当作深切鉴戒和教训的。尽管司马光目的为了给统治阶级敲警钟。筹对策。而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阴暗面。事实上阴暗面的材料大大超过了光明面。这是封建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
政治史中最突出的又是军事方面的材料占很大的篇幅。其中有对外的战争。有和汉族以外各族的战争。大部分是统治集团争夺政权的战争。也有相当多的农民起义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一句话。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从前人说《左传》是相斫书。以《通鉴》比《左传》。战争的比重更大。战争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战争的篇幅多是不足怪的。《通鉴》于对内对外的战争。大小毕书。虽然。他有一定不移的立场。但每一战役。双方讨论军事计划的争论。对战事成败的分析。以及战争具体过程。详详细细地叙述。如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高欢、宇文泰沙苑之战。李存朂、朱温夹寨之战。写述都很生动。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军事史的好材料。清代胡林翼作《读史兵略》。大部分采自《通鉴》。
政治史以外。关于经济史方面材料。《通鉴》也有一定的重视。历代经济制度。和一时的经济措施。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情。大体不漏。但不详尽。尤其是记载生产斗争资料太少。《通鉴纪事本末》搜集二百三十九件大事。经济只有两件。此因经济材料分散。不及政治史集中可以成篇。不能因此便说《通鉴》完全不注意经济。至于文化史和文学、艺术、宗教等比经济更少。文学家如屈原、陶渊明都未提及。杜甫是从王叔文口中吟诗才提到的。一行是因进谏才提到的。象王通、刘知几书其卒年。这种并不太多。可能因为书的分量已够大了。与政治无直接关系的就删削得更多了。
第二是史料本身有异同。这是考异问题。古代史料缺乏。一件事情只有一种记载。无法比较。魏晋以后。史料逐渐增多。一件事情有几种说法。甚或相反。这该怎么办？这种问题。以前的历史学家也遇到过。大致根据修史者自己的判断决定。究竟结论对不对。他既未说明缘由。后人也无从查考。司马光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凡是材料有异同的。他经过反复研究。选择比较可靠的修入《通鉴》他比前人更进一步。把各种不同说法和自己选择决定的理由。和盘托出。逐条说明。作成《通鉴考异》三十卷。《通鉴》的做法。史料不注出处。有了《考异》。可以看出司马光每条材料都是认真负责的。当然。主观片面的地方也难免。应该说基本是正确的。这是修《通鉴》的副产物。也是《通鉴》这部书在史料学上的一种贡献。
第三是因事立“论”的问题。史书重在记事。事实说明。是非也就清楚了。古来史书如《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后汉书》有“论曰”。这是作者因事立论。表示自己对这种事或这个人的看法。有褒有贬。都是想以自已的观点影响读者。《通鉴》的前身《历年图》就有论。《稽古录》也有论。足见论是司马光所重视的事情。《通鉴》共有一百八十六篇论，其中分两类，第一类以“臣光曰”三字发端的，是他自己的议论，共一〇二篇。第二类是历来史家原有的论赞，他认为对的，移作《通鉴》的论这样的论有八十四篇。自荀子、贾谊、太史公、扬子法言、班固父子、苟悦、仲长统、陈寿、鱼豢、华晓、袁宏、习凿齿、孙盛、干宝、虞喜、徐众、范哗、沈约、裴子野、崔鸿、萧子显、萧方等、颜之推、李延寿以至柳芳、权德舆、李德裕、欧阳修等，少则一篇（太史公亦止一篇），多则十篇（裴子野十篇）。这些论最多的一卷中有五篇，也有几卷十几卷没有一篇论的。大抵事情善恶很明显的，不需要作论。刘知几《史通论赞篇》所谓“论著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挨商榷”，《通鉴》正是这样。司马光所论述的多有关治乱之机，与所谓为君之道，事君之道，他是因事纳谏，积极为封建政治服务，其中迂腐之论，带毒素的自然很多，但亦有平正的，如卷二六三论唐代宦官这一篇，是最长的一篇。卷二九一论冯道的一篇，于引欧阳修论之后再加发挥，不可一概而论。
第四是全书的目录问题。《通鉴》是一部大书，据司马光自言：“《通鉴》成后，只王胜之阅读一遍，其余未及数卷，便已欠伸”。王胜之名益柔，《宋史》二八六附其父《王曙传》。这样一部书，当时只一人读完，可见部帆太大，阅读费时。何况此书虽按年编录，头绪纷繁，要寻找一件事情，亦颇不易。这个问题，司马光考虑到，因此于修书同时，作成《通鉴目录》三十卷。把每年的重要事件，标题列举，可以按目录检寻，比较方便。清代齐召南作《历代帝王年表》，即是以《通鉴》目录为依据。这三十卷目录上，有关历法朔闰和甲子，都是根据刘羲雯的《长历》而成。刘羲雯是宋代天文历法专家，修《通鉴》时已前卒，《通鉴》采用其书，故历法舛错较少。但刘氏《长历》今无其全书，亦赖《通鉴》得以保存。
对《通鉴》的评论
《通鉴》这部书，集合当时第一流历史家，以十九年的时间才得完成，后世史家对此书的评论一向是备极推崇的。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通鉴》，《通鉴》依旧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史籍。当然缺点也是有的，这里分别论之。
《通鉴》这部书的优点，可分两个方面：
从史料方面说，《通鉴》的史料价值很高，一方面由于搜集材料的丰富，一方面由于审查材料的认真，它保存了许多历史资料，其中一大部分是今天看不到的。就以农民起义的史料而论，象唐代袁晁起义、裘甫起义、黄巢起义，《通鉴》所记都比较详细。特别《通鉴》对历史事件的时间，考的清清楚楚，对研究历史的人有很大帮助。总的说来，《通鉴》的史料绝大多数是可以相信的。具体说来，三国以后至隋的史料价值胜于战国秦汉，唐五代的史料价值又胜于三国以后至隋的一段。
从编纂方法说，先作长编，后成本书，有目录，有考异，比前代史书有很大进步，对后来史书有很大影响。全书体例谨严，前前后后脉络分明。长于叙事，详而不芜。尤其是史料出于众书，文字风格，如出一手，都经过一番剪裁陶铸。司马光是一个踏实的人，此书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书钱大昕云：“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见《文集》卷二十八《跋宋史新编》）我们就拿这句话作为《通鉴》优点的总结吧。
至于缺点，也可从两方面讲：
关于编纂体例，分裂的时代采用年号，应该分别标明，这一点上文已提过。此外，一年之中，有先后两朝交替的时期，一年有两三个年号，《通鉴》只用后改的一个年号，如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汉献帝改为延康元年，（《通鉴》据《三国志》，若《后汉书》，则改元在三月）冬十月辛未（二十九），魏改黄初元年，是一年有三年号，但《通鉴》只用黄初元年。也有某些皇帝在同一年中自己改二三次年号，如武则天天授三年（六九二）四月朔改元如意，九月庚子（初九）改元长寿。《通鉴》只纪长寿元年。由此可得一结论，凡一年有二至三个年号的，《通鉴》总是用最后一个年号，人们就一时不易知道上一个年号到底止于几年。这样的记年法是有问题的，这叫做头齐脚不齐。从编书的人来说，体例划一，可省许多麻烦，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则是增加困难。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早已提出这个问题，顾炎武《日知录》二十《年号当从实书》、《史书一年两号》等篇亦有评论。此外，目录及每卷前面总述年代，不用甲子，而用《尔雅》岁阴岁阳等古名，极不方便。
关于《通鉴》的立场观点问题，肯定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亦不专学《春秋》从褒贬上下工夫。书中写了不少农民起义可歌可泣的事情，当写农民受官吏的残酷剥削，不能生活下去，起来反抗时，这都还不离事实，一到农民举兵起义，就把他们写成“贼”和“寇”，这是地主阶级的根本立场，司马光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在“臣光曰”中，积极为维护封建统治出主意，他企图总结一套封建统治的历史经验，“臣光日”就是他的理论。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在“臣光曰”中也有充分反映。如卷七论燕太子丹派荆柯刺秦王，他认为很冒险，斥荆柯为盗。卷十二论贯高，以为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卷十七论李广、程不识的用兵，他不赞成李广，认为他冒险，不如程不识稳当。关于唐代牛僧孺、李德裕朋党之争中，李德裕主张取维州，牛僧孺主张舍维州，这问题的是非向来有争论，司马光赞成牛僧孺的主张。胡三省注云：“元佑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西夏问题，也是新旧党争中的一个焦点，司马光当政后实行他的主张宁可捐弃国土，这是他的保守思想直接影响到政治，问题比较严重。因此，读《通鉴》这部书必须对司马光的论点有个正确的分析才不致受他的影响。
通鉴胡注
通鉴是一部大书，引史事，及有关典章制度，有许多地方不容易懂得，因此，《通鉴》到了南宋时期，已有三家释文，一是司马康释文刻于海陵（泰州），故称为海陵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二十卷，《宋史·艺文志》作六卷，现已不存。二是史炤《释文》，《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均作三十卷，今存。三为蜀费氏本《通鉴音释》，附正文下，今传，有残缺。据胡三省考证，一三两本都是书贾请人做的，海陵本托之于司马康，费本间有自己的意见，都是从史炤释文抄袭而来的。史炤释文很陋，且多错误，胡三省作《释文辩误》，多所纠正。从宋末到现代，《通鉴》最好的惟一的注本是胡三省注。
胡三省字身之，台州宁海人，生于宋宝庆六年（一二三〇年），卒于元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年），年七十三。这是根据《宁海县志》载其子所撰墓碑才知道的。《宋史》《元史》均无胡三省传，《元史》有传，极简单，无甚史料。这个人的事迹淹没了六百多年，直到陈援庵先生作《通鉴胡注表微》才弄清楚。
胡三省二十七岁登宝祐四年（一二五六年）科进士，和文天祥（状元）、陆秀夫、谢杭得等为同年。宋末曾充贾似道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江上师溃，隐居著书，注《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所居狭小，磵旁多古梅，世称梅磵先生。注书经过，见自撰《新注资治通鉴序》。序作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一二八五年）。钱大听《疑年录》据胡氏《通鉴释文辨误自序》作于至元二十四年丁亥，遂断定五十八岁，此后考胡氏生平的，以钱氏说为主。余嘉锡先生抗战中撰《疑年录稽疑》时，尚未发现胡身之墓碑。如果不是从《海宁县志》发现墓碑，我们今天可能还不知道。
胡三省自言从宝祷丙辰出身进士科起，至乙酉成书，前后三十年，中间还丢过一次稿子，重新注过。他两次注法也不一样，第一次稿是依陆德明《经典释文》例作广注九十七篇，著论十篇，这是注和《通鉴》本文分开的做法。第二次稿才以《通鉴考异》及他自注散入《通鉴》原文之下，便是今天传世的本子。
十七史中，除前四史外，胡氏以前，无人作注（徐无党注《五代史记》，仅述书法，不是注书正轨。）胡三省《通鉴注》自《晋书》以下，至于五代·，都要自起炉灶作注，工程非常艰巨，比王胜之读《通鉴》一遍当然难，比袁枢作《通鉴记事本末》也难得多。胡注优点很多，举其重要的可分三点：
一、胡注不单是作注，实兼校注。胡氏所用《通鉴》相传为元兴文署刊行之本，凡是原书有错误之处，胡氏为之校正。他用的校书方法，理校（根据理论和学识判断）为多，他校（以各种有关书籍来校）次之，本校（以本书校本书）对校（取古本相比对）则较少。我们就胡氏所改定的字和今天流传的宋本来对，胡氏改的往往是对的，可见校勘工夫很深。当然，胡注也难免有错。如《日知录》二十七摘出他断句有错误，便是一例。
二、胡三省于《通鉴》所载有关典章、制度、音韵、训诂，都有详细注解，特别对官制、地理两方面原原本本，考证精详，因此，向来以胡氏为地理专家。其实，细看胡注，胡氏何止长于地理而已，他是一个博学而有识见的人，注的本身，也是一部博大而精深的学术著作。
三、胡三省生当元兵入侵国破家亡的时代，和司马光修《通鉴》时大不相同。他对民族危急，生死存亡之际，注中随时发表议论，往往有“呜呼痛哉”“天乎人乎”等沈痛呼声。如二八五卷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注曰：“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说：“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氏入元不仕，这种悲愤的文章，处处蕴藏亡国遗民不忘恢复的思想。清代赵绍祖作《通鉴注商》十八卷，对胡注多所纠弹，首先他不了解胡氏的身世，就不可能了解胡氏的思想，反以此相讥，正好暴露赵氏的浅陋。
研究胡注《通鉴》的书，清人如陈景云撰《通鉴胡注举正》，原有十卷，现存一卷，凡六十三条，以考证地理为多。钱大昕《通鉴注辨正》二卷，共提出一百四十余条，亦以考地理为主，间及声音、句读。如言范雎之雎，当读子余切，不当读虽；万俟丑奴不当读万作莫之类，这些胡氏亦非无所本。但读音有误，宋人通病，胡氏亦难免，胡注于一卷之内，一字之音，注而又注，亦自可省。至钱大昕看不起胡三省，以为夏虫不可与语冰，未免失言。
陈援庵先生于一九四四、四五两年，成《通鉴胡注表微》一书，分刊于《辅仁学志》第十三、十四两卷，近年科学出版社有重印本。书分二十篇，前十篇为本朝、书法、校勘、解释、避讳、考证、辨误、评论、感慨、劝戒，是关于史法的。后十篇为治术、臣节、伦纪、出处、边事、夷夏、民心、释老、生死、货利，是关于史事的。表微的作法，以《通鉴》原文顶格写，胡注低一格，下注《通鉴》卷数，陈先生自己的话又低一格，眉目很清楚。总计用胡注精语七百五十条之多，引证的书籍除正史外，有二百种之多。自有此书，胡三省的思想、学问和胡注的价值，始得大白于世。
《通鉴》的版本
《通鉴》祖本为元祐元年杭州刻本，今不可见。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有余姚重刻本，江安傅增湘影印宋椠百衲本，用七种宋本凑集而成，以余姚本为主，仅存一百七十六卷。涵芬楼《四部丛刊》本号称余姚本，其实避讳至光宗止。惟北京图书馆所藏绍兴二年本二百九十四卷是足本。此外，目录、考异，丛刊亦各有影宋单刻本。章钰有《通鉴校宋记》，共用九个本子校对。
《通鉴》胡注有元刊本，今不易得。清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都阳胡克家复元刊胡注本，这是现存胡注的好本子。后来江苏书局、武昌书局、石印本都从此本出。江苏书局本前二〇七卷用胡刻原版刷印，后八十七卷翻胡刻本，在一般胡注刻本中是比较好的。胡元常刻《通鉴全书》，刻本并不见好，而是包括有关通鉴的书大小九种，比较完全而已。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分订六十册、有句读，流行很广。近年古籍出版社新印标点本共十大册，此书标点者均为历史专业教授，姓名附于每卷之末，校点极认真。每年加西历，每一事另起一行，又引章钰《通鉴校宋记》作参考，对读者有很大帮助。通鉴版本，当以此为最。
与《通鉴》有关的几种书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袁枢撰
中国史籍中，编年纪传等史体，或以年月为主，或以人物为主，或以制度为主，也有专记言论的，这都是古已有之。但以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为主的原原本本的记述方法，南宋以前，尚未具体，有之，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始。
袁枢字机仲，建安人，仕至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生宋高宗绍兴元年，至宁宗开禧元年（一二〇五年）卒，年七十五，事迹见《宋史》三八九本传。
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本传列在他做严州教授的时候，说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本书杨万里序云：“初，予与子袁子同为太学官，子袁子录（宋太学有正录、学录官）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后一年，子袁子分教严陵。后一年，予出守临漳，相见于严陵，相劳苦、相乐，且相楙以学。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杨序作于淳熙元年（一一七四年）三月，相别不过两年，袁氏即成《通鉴纪事本末》，可见此书编辑时间不长。又据王应麟《玉海》，言“淳熙三年，参政龚茂良言袁枢所编纪事，省益见闻，诏严州摹印十部”。元年成书，三年便已摹印，足见流传的很快。但北京图书馆藏宋本，是淳熙二年严陵郡庠刻本，则《玉海》三年当是二年之误。向来称《通鉴纪事本末》的初印本叫做严陵小字本，便是这个本子。
《通鉴纪事本末》的目的，为了解决读《通鉴》的困难。《通鉴》这样一部编年史一件事情连续好些年的，它只是每年纪述，如果想了解全貌，便要翻阅好儿卷，是不方便的。袁枢只是把分散的事情集中起来，以事情为中心，仍按《通鉴》原来年次，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论也抄上，给他标上一个题目，袁枢自己没有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二百三十九个事目。这种做法，看来是容易的，但也要相当功力。首先，选出这末多的题目，就要熟悉《通鉴》内容，发凡起例，又必须有史学见解。我们能算出袁枢做《纪事本末》只用两年时间，但没有方法估计他熟读《通鉴》到底化了多少年。等他的《纪事本末》出来了，不仅为《通鉴》的读者服务，却开创了历史编纂的一种新体裁。而且是一种很好的体裁。后来逐渐有所发展。
袁枢所编集的共二百三十九条，另有附录六十六事，即附在各条后面，总计大小三百〇五件重要事情，其中绝大部分为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只有两条：一是奸臣聚敛，一是两税之弊。这因《通鉴》所载经济史料本来较少，有记载的也比较零散，不易凑起一条，至于文化方面，一条都没有。
二百三十九条的内容，按其性质和袁氏用字的习惯，很可以看出袁枢的坚定的统治阶级立场。袁氏书法，每一件事，都有个动词，而且常用这种动词，例如：
用平字二十九次 如光武平赤眉 唐平东都 太宗平突厥
用据字二十三次 如孙氏据江东 符氏据长安 钱氏据吴越
用灭字二十三次 如魏灭蜀 周灭齐 契丹灭晋
用叛字二十三次 如七国之叛 六镇之叛 吐蕃叛盟
用乱字二十次 如西晋之乱 安史之乱 藩镇之乱
用篡字二十次 如王莽篡汉 杨坚篡周 郭威篡汉
用寇字十 如元魏寇宋 裘甫寇浙东
用伐字九 如祖逛北伐 桓温伐燕
用逆字八 如太平公主谋逆 宦官拭逆
用讨字七次 如袁绍讨公孙攒 隋讨高丽
其余如专政、用事、归字、祸字、亡字、变字、争字等不一一举。
从这里反映袁枢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充满了正统王朝的思想。所谓大事，无非是夺天下、抢王位，牺牲的当然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如果说《通鉴》是“相斫书”。这里，相斫更为明显。历代封建王朝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些战争中更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残暴的本来面目。但农民起义此仆彼起，始终进行着斗争。《通鉴》正好反映这一点《通鉴纪事本末》更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通鉴纪事本末》的分量，约占《通鉴》二分之一（《四部丛刊》本《通鉴》八十册，字小册薄：《纪事本末》四十二册，册厚字大约略相当。）足见《通鉴》材料不是纪事本末所能包括，特别是零碎材料，《纪事本末》无法集中。除了材料集中的题目查阅纪事本末比较方便外，其余还只有阅读《通鉴》。不能因为《纪事本末》重要和方便，便看轻《通鉴》中其余材料。《纪事本末》材料尽出于《通鉴》，《通鉴》原书具在引用时仍当根据《通鉴》，这样，《纪事本末》只能作为检阅《通鉴》的工具书，不能作为原始材料。宋人蔡文子作《袁氏通鉴纪事撮要》八卷，北京图书馆有宋刻本，他嫌袁氏书还太多，再删去一些，简则简矣，用处则更小了。
《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宋本四十二卷，明宋张溥在纪事本末每一篇后作一论，即附原篇之后。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为复社领袖，能做文章。因为每篇后加一论，后来把卷数分为二百三十九卷。二百三十九卷的本子流行后，四十二卷本反少了。这两个本子一有论，一无论，分别很容易。明末王夫之作《读通鉴论》三十卷，那是从《通鉴》中自己发现问题才做文章的，和张溥的做法不同。
朱熹《通鉴纲目》
《纲目》一书，五十九卷，是朱熹嫌《通鉴》事实太详，书法还不完备，从《通鉴》中节取事实，纲仿《春秋》，目仿《左传》，纲为朱熹手定，目为其门人赵师渊所作。此书专重书法，正统观念比《通鉴》还要加强，为统治阶级服务更进一步，无史料价值。但由于朱熹名气太大，书又简明，因此，宋明以来，很多人就丢开《通鉴》而读《纲目》。实在，《通鉴》据事直书，善恶已明，《纲目》弄出许多规矩，事实又不足以说明，专从褒贬上做文章，没有意义。更可厌恶的是：宋明以来，替《纲目》一书附加上许多花样，叫做《发明》（尹起莘），《书法》（刘友益），《考异》（汪克宽），《质实》（冯智舒）等简直把《通鉴纲目》神秘化了。
到清朝康熙四十六年，在《纲目》之上，又加御批。这样，在捉摸朱熹的书法之外，又要揣摩御批了。乾隆卅二年，又编《御批通鉴辑览》一书，自古代至明末，批的更多。这些议论，大部分充满了封建反动思想，若为研究清代帝王如何统治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方法，倒是提供了很多材料。清朝亡灭后，这些书早已被人抛弃，不过我们还随时可以接触到，初学的人当他基本知识看是可以的，有分析能力的也不妨阅读。因讲述《通鉴》，附论于此。
严衍《资治通鉴补》
严衍字永思，嘉定人，明万历时秀才。据《资治通鉴补自序》，年四十有一，始读《通鉴》，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始作《通鉴补》，小成于崇祯三年庚午（一六三四），又穷十年之心力以改辑之，至崇祯甲申一六四四《宋元续编》亦复告竣。一同修书的还有他的学生谈允厚，谈亦作序一篇。
严衍生平记述很少，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为他作传，材料不出严氏《通鉴补自序》和谈允厚序的范围。严氏要补《通鉴》，当然是对《通鉴》有所不满，据崇祯十二年谈允厚序中说，通鉴有七病：
一曰漏 言太删，太节，亦有重要事件不载的。
二曰复 言一事两载，如贞观十一年七月、十一月均记突厥大雪，杂畜多死等。
三曰紊 言后事在前，前事在后，编次失序。
四曰杂 言张李互见，使读者南北纷歧，东西眩瞀。
五曰误 言事有舛差，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
六曰执 言温公取舍由己，太固执。
七曰诬 言以皮日休仕于黄巢，其事近诬。
严氏师生，熟读《通鉴》，可以说是胡三省后对《通鉴》用功最勤的人，发现《通鉴》一些缺点，击中司马光要害的地方也是有的，但有些地方由于严氏师生对司马光原书体例不够了解，看法未必对。他们补的项目有廿二项，如第一项“严正统”，根据朱子《纲目》，不以王莽纪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又如“补文章”、“补贤媛”、“补艺产”、“补释道”等，这也补，那也补，和原来的《通鉴长编》有何区别？安知严所补的不正是司马光所删削的？王应奎《柳南随笔》称严氏书为膨胀《通鉴》，可见所补亦未妥当。其次，司马光收罗二三百种史料，取精用宏，严氏师生仅从十七史来补充，这就不是高明办法。他又删去《通鉴》一些文字，这样就不是《通鉴》补，而是《通鉴》删了。
但严氏书存残统一项，这正是针对通鉴纪年方法的缺陷，如《通鉴》书黄初元年，《通鉴补》则书建安二十五年，以存汉之残统。当然这样改也有缺点，最好是分别写。又如《通鉴》每一年号只在第一年标上年号，其余只写二年三年，猝然展卷，竟不知为何年。《通鉴补》则一律写上年号，所谓僭国年号亦分注于下，这倒是一项改进办法。因此，尽管此书补得过多，末免固陋，如果为了研究《通鉴》而读《通鉴补》，则颇能发见问题，严氏师生三十年精力对后人还有所贡献的。
《通鉴补》书成长期未刻版，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去成书时已一百八十年，阳城张敦仁取《通鉴补》中补正《通鉴》原文的一部分，汇录成《通鉴补正略》，分上中下三卷刊印。张氏序中极望当世有好古之人为严氏刻全书。这个愿望直到咸丰初江夏童氏始以聚珍版排印百余部，书遂流传。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盛氏思补楼刊本问世，此书流行渐广，始为治史者所重视。光绪二十八年上海益智书局又据盛氏本石印。但刻本并无所谓《宋元续编》这一部分，想是早就遗失了。
按，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44年曾任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曾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调往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之一），创建江苏省属高校第一个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筹建苏州市民进。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原文载于《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1期。
关键词：
